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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74年至1975年，谢非在北平电影制片厂做影片《杜鹃山》的场记和《海霞》的副导演。谢鉄丽、程怀皑、钱将成为他专业实践课程的老师。他至今仍保留着拍《杜鹃山》时记录的分镜头剧本原始稿，“第三代”导演人的认真细致以及道德品格，给了他极大影响。

    谢非执导的头两部电影，并不被他自己认可。

    那时，“四人帮”刚刚倒台，大家的思想还并未完全扭转，经过十年的动乱，他急切地想要争取实践与创作的权利，于是便和郑董天联合执导了影片《火娃》和《向导》。

    谢非认为，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，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。但《火娃》的失败也让他习得一课，当停机粗剪后，他才现情节不够，全片长度不到7o分钟，需要大幅度的补拍。

    谢鉄丽看样片时说：“看来，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。”这句话让谢非铭记终生。

    1965年，谢非23岁，刚毕业便遭遇“闻革”，最初，他与同辈青年一并以狂热的激情投身于这场“伟大的运动”。直到“闻革”后期，他才猛然醒悟。

    十年浩劫结束了，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，真实表现复杂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艺的要义。谢非也在自我反思，并推出了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《我们的田野》。

    而《我们的田野》成为当时伤痕与反思的主流文艺风潮的代表作之一（当时有一批对“闻革”进行控诉和反思的电影如《苦恼人的笑》《天云山传奇》等）。谢飞的这部“处女作”真诚、抒情，但人物塑造稍弱，而他满溢的理想主义，也使影片温情有余，批判不足。

    到了2o世纪8o年代中期，文学界、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文化反思热潮。谢非感觉到，不能只以苦情控诉曾经的灾难，而应该从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去求解进步之难与“闻革”之源。影片《湘女萧萧》便是他这一阶段的反思之作。

    电影《湘女萧萧》改编自沈崇文的名作《萧萧》，故事描写了一位12岁的童养媳受尽苦难，终于熬成婆婆，但又把相同的灾难带给她的下一代的故事。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就如同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，制约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。

    “我只造希腊小庙。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”，沈崇文的这句话被印上了片头，成了题眼。电影也次出现果.体和“野合”的场面，突破了传统电影中“性与果.体的禁区”。

    与《我们的田野》相似，《湘女萧萧》摄制组多用学校的人马，从而做到了经济上的宽松，学术艺术氛围浓厚。影片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，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塞巴斯提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，还作为我国部进入美国商业行网的影片，在日本、德国、加拿大等地上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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